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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打算效仿中国吗?一起来看看《德国工业2030战略》

德国政府打算效仿中国吗?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上周在柏林公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报告,对国家干预的力量,进行了公开的鼓吹,包括鼓励打造德国国家龙头企业。这个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即使在德国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对中国人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半忧半喜的报告。

图1:德国工业战略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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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打算效仿中国吗?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上周在柏林公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报告,对国家干预的力量,进行了公开的鼓吹,包括鼓励打造德国国家龙头企业。这个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即使在德国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对中国人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半忧半喜的报告。或者可喜的是,特朗普最讨厌的论调,在德国强势抬头;而铁定可忧的是,欧洲的并购和竞争环境,将继续恶化。

这个报告在前言中,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产业全球化、创新加速化,以及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扩张性和保护主义这四个条件下,德国(和欧洲)能够持续地维持和发展业已高度繁荣的私营和公共经济?

国家干预是主旋律

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难回答。德国人在报告中,随后直接就自问自答地给出了答案,“德国的高度繁荣得益于已确立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

这个德国人就是这个报告的始作俑者,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阿特迈尔。

图2:德国部长的宣言

这份报告毫不掩饰对于产业政策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优势,它提到了一系列的公司和产业:从早到1969年空中客车公司的成立,到后来对个别公司如德国第二大钢铁公司Salzgitter、欧宝汽车Opel、建筑公司Holzmann 的“救援尝试”,再到光伏企业的清算或半导体和微芯片的生产。报告承认,一些干预措施失败了。因为政府做得不够好,而且国家原则上并不是更好的企业家。

尽管这份报告中,也界定了一种国家出手的条件,但它还是重点强调了,“国家的行动,作为一种特例是完全正当的,而且也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干预,将作为必要的手段,区别于一个公司的单独利益考量。

有了这样先声夺人的序曲,那么要猜出《德国工业战略2030》后面的旋律,也就应该毫不困难了。

是的,国家力量对于工业的干预,将成为一种重型武器,重新被祭起。

沮丧的德国创新?

该战略将钢铁铜铝、化工、机械、汽车、光学、医疗器械、绿色科技、国防、航空航天和增材制造等十个工业领域列为“关键工业部门”。这是德国制造的核心。然而报告中在“挑战”的一章中,像一个忧郁的导演,用了一组快闪镜头,重放了德国工业不愉快的一面。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就失去了彼时在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先地位,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日本和韩国。自那时起,这一损失再无回头之路。

随后,它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消费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兴领域站稳脚跟。

新型碳纤维材料主要在德国境外生产。(笔者猜测报告中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空客是欧盟的骄傲,然而空客的复合材料却是大量来自日本和美国)。

汽车工业的成功对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基地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汽车业也陷入了对未来的忧虑,这些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战来自:要求越来越高的废气排放水平、电动汽车、自主驾驶,以及全新移动出行的概念所可能造成的颠覆性运行模式。

那些代表平台经济的互联网公司,几乎完全在美国和中国发展,而不是在德国和欧盟国家。这种局面,几乎毫无改变的苗头。

在人工智能(AI)领域中,尽管德国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但是商业化却完全没有跟上。德国与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差距目前似乎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能够比得上美国任何一家大型平台型企业的投资。德国必须集中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家、科学和政治力量,缩小落后局面。

在新生物技术的发展上,欧盟企业似乎没有拿到入场券。

有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报告沉重地总结到,德国似乎被直接“短路”了。全球各种的新型、大型公司几乎出现在所有创新的领域,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这些领域都得到了巨大的资本和市场力量的助力,远超过了德国DAX指数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国和欧洲成功的初创企业,越来越多地由美国的风险资本基金提供资金,逐渐也就成为美国公司。

当然,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德国人还是相信,可以通过传统强大的行业的增长,来弥补上述这些领域的损失。例如,近几十年来,德国汽车工业大幅扩大了其统治地位。在高端市场,全球售出的汽车中,约有80%是由德国公司制造的。这一进程至少意味着德国的工业就业人数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总的来说,德国目前的就业岗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然而颠覆性的变化,始终存在。如果德国和欧洲不能成功地在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就有可能迅速损失巨大的增值空间。报告中心有余悸地提到,当年索尼刚刚庆祝它的袖珍播放机“随身听”达到巅峰地位,却被苹果在2001年推出的iPod打的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德国人最怕这个。

对于创新型技术,报告中提到了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新材料、轻型建筑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的发展。

对于人工智能,报告似乎过分强化了它的意义,毫不吝啬地送上了可疑的赞美。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应用,大概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各种应用,都在不断优化”。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

当然也不能错过“工业4.0”。机器“真实”世界和互联网“虚拟”世界之间的分歧正在日益消失。互联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不使用互联网的工业生产不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机器和网络的融合中,哪一方将起主导作用的问题一点也不清楚;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

这里不妨指出,这份报告关于颠覆性技术的论述,呈现出令人惊讶的生涩。要么过于轻佻——对于AI的过度赞美,要么过于武断——对于未来汽车控制权的判断,要么过于保守——它对工业4.0的论述,基本上完全等同于国人所理解的“工业互联网”,它使用了“机器与互联网的互联(工业4.0)”这样的用语;另一方面,它对“工业”与“互联网”的融合之中,谁将占上方,也没有做出明确回答:很难让人想象这种论述是出自德国人之手。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这位德国部长,采用了一种求助于鼓动情绪的夸大其词,以寻求老到政治家的重视。

各国工业都在跑

报告认为德国最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已经做出行动,并且都在重新定位。

在美国,技术发展主要由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通用电气等大型科技集团推动。它们在人工智能、数字化、自主驾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总共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奥巴马政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正努力通过“美国优先”政策振兴和保护钢铁、铝、汽车工业和农业等传统工业部门,试图将此前丢失的份额重新转回美国。

日本经济的优势尤其包括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汽车工业。日本软银集团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设立了愿景投资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将在十年内增长到1000亿美元。

报告并不意外地继续以中国制造为例。它认为,在产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在2015年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的倡议,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以便加强十个关键领域。2017年,中国宣布寻求在2030年之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2018年7月,国有集团招商局等决定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投资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与软银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相呼应。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试图确保销售市场和物流的安全。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最成功的。

很显然,阿特迈尔部长认为,欧盟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这些事态发展。加强国家工业基础,不仅符合国家利益,而且是一项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优先任务。为此,政府需要适当的政策和手段。

国家产业政策的参考点

这个报告,简明扼要地勾画了一个国家产业政策的要点。

德国经济中,所依赖的工业技术的主导能力,是维持未来生存能力的决定性挑战。德国经济必须能够经受住所有主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

第二产业的占比,不管有多少缺陷,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重要目标。德国需要将这个比例提高到25%(目前23%),而欧盟需要在2030年提高到20%。

在本地,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增值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增值链的所有部分——从基本材料的生产,到制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务、研究和开发,都存在于一个经济地区,那么各个环节将更具有竞争力。必须对目前大量外包而出现的价值链缺失,进行警惕和修补。

报告中提到了全面保持所有产业的观点。“为争取每一份工作岗位而奋斗”,听起来也是特朗普的风格:不顾一切、哪怕把包括采矿业这种尘封已久的工作也要带回美国去。重要的是,把工业分成“脏乱陈旧”和“干净新势力”的区分,是错误的做法。

这种说法,对于当下热衷于新旧动能的转换,大力砍去旧动能的实践,真的一个生动而有益的提醒。

产业政策中自然需要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德国最有特色的是隐形冠军群。报告中不无担忧地指出,德国特有的隐形冠军优势,正在被数字化侵蚀。“比任何时候,这些隐形冠军企业都需要得到个性化的扶持”。

如果说这些说法,都并无新意的话。那么报告随后指向了全文中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那就是:德国和欧洲迫切需要龙头企业。

阿特迈尔部长随后对此进行了辩解。一方面,多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这样规模的新企业,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各个汽车制造商或德意志银行等现有的领军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并已成为成熟的全球参与者。空中客车在航空工业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但它的诞生甚至可以追溯到50年前。而另一方面,像AEG或Grundig这样的前世界领导者的品牌,早已不知踪影。

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因此阿特迈尔部长呼吁欧盟竞争法需要修改,以便促进欧盟公司可以合理地“大型化”。

报告还煞费苦心地列举了全球300亿美元的铁路市场。考虑到报告发出的时候,欧盟正在就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的机车合并,进行最后表决的前夕,那么这个“龙头企业“和“修改竞争法”的提法,无疑是太有针对性了。这个报告,有着德国太过于现实的考量。

图3:机车全球市场分布

(图片来源:日经中文网)

这份报告中写道,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大型企业,相反,以前的世界领先企业,如AEG、根德(Grundig)等早就失去了领先地位。而在美国和中国,过去20年里却出现了大量世界领先的新的大企业,创造了新价值。

德国官员为了什么而耿耿于怀?笔者在此整理了让德国忧愁德国喜的几家公司。

AEG建于1883年,在洗衣机、厨房家电领域是世界市场的领导者之一。100年后申请破产,并在1996年AEG品牌成为瑞典伊莱克斯(Elektrolux)集团的子公司。

1849年创立的建筑公司Philipp Holzmann 在1994年巅峰时期,达到131亿马克,是德国最大的建筑公司,然后在1999年宣布破产,并在2002年被清算。

德国第二大钢铁制造商萨尔茨吉特集团是一个德国政府值得自豪的例子。在1960s年代,Salzgitter AG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国有企业,并在1998年公开上市。2008年一度进入德国最重要的蓝筹股Top30的DAX指数。这算是一个德国干预的好例子了。

到了这里,就到了本报告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国家需要出手,直接持有企业股份,从而扶持大型企业的发展。而这个观点背后,则同时强化了阻击外来并购的决心。换言之,与其让其他国家来并购,不如让德国政府出资持有股份。尽管报告中增加了很多限制性定语,然而这个观点,无疑就是干草堆中所要寻找的金针。

从这个观点出发,国家干预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例如电池问题,国家可以组建财团提供援助,而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国家干脆就直接参与-如当年空客的建立。

这是一个很大的尺度。

难怪阿特迈尔的言论,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德国汽车制造协会的负责人立刻做出反应,表示德国的汽车制造业,并不需要这样的参与。《斯图加特报》认为,阿特迈尔希望为“国家龙头企业”和西门子、蒂森克虏伯这样的全球工业巨头提供特殊的保护,这一战略背离他本人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

似乎为了减缓欧洲产业界的普遍担忧,报告也给出了政府监管的原则。对政府力量的干预场合和时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欧盟相信德国吗?

报告还给欧盟进一步支招,认为欧盟需要一项工业战略,加强整个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而许多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必须逐步停止和扭转。目前欧盟过多讨论了财政问题,较少地关注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现有几种不同的理事会形式(竞争力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电讯理事会、能源理事会)都过于分散,没有一个集中的理事会,将所有不同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报告认为,欧盟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从而减少当前处理单一事项的个别理事会。

最后报告提出了期望通过立法,进一步巩固国家工业战略。最后,“我建议2021年可以作为这样一个启动的时间点”,阿特迈尔以极其个人化的风格,像一封信的末尾,结束了《国家工业战略2030》报告。

然而,这样的一份报告,说服德国工业界都有困难,更不要说欧盟。他说,新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工业在德国经济附加值总额中占25%,在欧盟经济附加值总额中占20%。

德国坚持工业GDP的占比和目标,都有着坚实的基础。德国工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2015年,工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约为530亿欧元,相当于全部私营部门的内部总支出的85%,几乎是工业在整个GDP所占比例的四倍。目前德国工业占比就是23%。稳住这个目标,应该还是大有希望。

然而德国是欧盟的火车头,却不是欧盟的唯一代言人。不知道阿特迈尔是健忘,还是故意忽略事实。欧盟经济委员会早在2012年,就希望将欧盟工业的GDP占比,从16%提高到2020年的20%。而在过去的6年,几乎没有任何改善。20%的目标在2020年已经不可能完成。而这位勇敢的部长先生,索性把欧盟当初设定的时间表,再次推迟十年到2030年。

最具戏剧性的是,就在该报告发布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6日,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否决了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铁路车辆业务的合并计划。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联姻,再一次被彻底地拉回到起点。欧盟对此的担忧是,因为全球化进程而推进的企业合并,将导致市场垄断。而这,正是阿特迈尔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报告中,重点强调的一件事情。

欧盟用了一个简单的投票姿势,宣告了德国政府游说的失败,这正是这个报告最失败的地方。

小 记

《国家工业战略2030》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国政府需要“国家龙头企业”,而且可以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中持股,以防这些企业被外资收购,为此德国政府将考虑建立一个基金。很显然,2016年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被中国美的收购的事件,产生了一个断崖性的影响。它激怒了政治家和舆论,干扰了企业家的判断,这一事件持续发酵,导致了随后欧洲并购法的修订。这个报告,仍然可以看出来当时情绪宣泄的延续。

《国家工业战略2030》报告,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德国工业未来的战略倡议,不如说是一次关于“国家与产业”关系的陈述。它似乎在陈述一系列的原则,从而进行理念的宣贯,和不同寻常的知识普及。它更像是在寻求一种道义和舆论上的帮助。从这个意义来看,它是一个德国部长的个人宣言。

或许,这将是一个国家干预力量崛起的新开始。

本文作者:林雪萍 ,北京联讯动力咨询有限公司,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

审校:黄迪生,航空制造业与信息化专家高工

本文来源:知识自动化(zhishipai)

延伸

阅读

《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文翻译

前言

本草案基于基本的考虑因素,首次制定出一项连贯的德国及欧洲工业战略,以合理地应对当今世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创新进程极大加快、其他国家扩张性和保护主义工业政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如何可持续地维护及发展德国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高度繁荣?

自路德维希·艾哈德时代以来,德国始终肩负着创造与维护繁荣的重任。他在《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所提出的纲领性方法,已成为对社会各阶层的公民影响深远的政治承诺。

七十多年前,无人能预想到这一承诺能履行得如此出色。今天,德维希·艾哈德对繁荣、自由和安全的承诺,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由产业界、社会伙伴以及整个德国共同保障。

社会市场经济促进了德国的高度繁荣,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模式都优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就连中国也在四十年前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已盛行全球。

然而在德国,国家仍然利用其工业政策屡次干预经济部门:从1969年借助个别企业(包括萨尔茨吉特公司(Salzgitter)、霍尔兹曼公司(Holzmann)、欧宝公司(Opel)和万乐公司(Quelle))的“救援计划”成立空中客车公司(Airbus)到光伏企业的解决方案以及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由于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一些干预措施因资金不足走向失败。还有一些干预例子不同于上述空中客车的例子,它们着眼于一次性的成效,导致了分配不当且没有起到任何战略作用。

因此,“德国工业战略2030”选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该战略界定了国家干预行为可以视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况,以避免国家经济和全民族繁荣陷入严重的不利之中。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并为必要的政治辩论奠定基础。

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快速发展,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却在日益增加,放弃多边协定的趋势也日益显现。这场变革同时影响着企业与国家。过去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关者出现。贸易流动也正在发生改变。有许多赢家从中涌现,也有人满盘皆输。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新洗牌。而我们仅仅处于这场变革的开始阶段。

德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作为一个全球瞩目的工业大国,德国必须积极有效地引导这一变革,决不能被动地容忍与忍受,任其发展,毕竟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的对手从未停歇,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如果德国失去了关键的技术技能,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因此严重受损,这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国家在几乎所以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空间带来重大影响,并最终会波及德国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有效地管理和引导新的全球挑战与发展契合德国、欧洲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直接利益。我们希望更大程度地推进创新型技术并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

一味地等待而无所作为是不够的;错误的行动建议更无需讨论。在许多情况下,加强与振兴市场经济是应对无法避免的新技术和工业变革的最佳答案。这一原则适用于:德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场经济来保持其经济部门未来的生存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德国工业战略2030”基于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制定了相应标准以证明或否定(通常如此)特殊情况下国家行为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有效地限制国家干预,但如果有更高层面的经济考虑需要国家干预,则可以赋予其合法性。

2018年秋天,当我表示希望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时,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工业、社会以及各个党派的政治人士。也有人给予了我批评,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都增强了我的信念,即一项工业战略与相关的辩论是有用的,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彼得·阿尔特迈尔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

2019年2月5日于柏林

目标

  • 《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与工业利益相关者一道,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
  • 该战略是长久确保与扩大德国整体经济实力、国民就业与繁荣的必然要求。
  • 该战略的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
  • 该战略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来源于市场经济、私营部门及其相关途径。国家行为目前只作为例外来讨论,并且只有在其他方式都不适用的关键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国家行为。
  • 德国与欧盟也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坚决反对他国强行干涉市场经济进程并系统地保护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来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市场、更繁荣的经济。

起步现状

德国目前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实力。随着德国工业在国内总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3%,德国已领先于欧盟各国,并在国际上也位于前列。

由于德国始终坚持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德国在国际上也成为了成绩斐然的工业大国。德国工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2015年,德国投资530亿欧元用于研发,相当于德国私有部门85%内部总开支或私有部门在总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四倍。

德国已经或仍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工业领域包括:

  • 钢铁、铜及铝工业
  • 化工产业
  • 设备和机械制造
  • 汽车产业
  • 光学产业
  • 医学仪器产业
  • 环保技术产业
  • 国防工业
  • 航空航天工业
  • 增材制造(3D打印)

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德国无法维持其高收入水平及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因此,增强德国的工业基础关乎德国的国家利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为此德国也需要合适的手段与方法。在此背景下,德国需要就这些手段与方法的使用要求及限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必须开诚布公,不夹杂任何偏见,并且要注重实效。

挑战

德国良好的经济起点和现状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因国际竞争和其他国家及企业的强制干预而一再遭受质疑,因此必须一直努力保持和巩固。

  • 主要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生产成本的优势在德国强大的工业技术与质量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德国的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些国家正通过发展技术专长、合资企业或并购欧洲企业等综合发展方案迅速迎头赶上并扩展其技能。这导致了原本独占鳌头的德国企业也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只有当这些新兴国家的工资与社会成本缓慢增长后,这种优势的转变才能逐步放缓。
  •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就失去了在消费电子行业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迎头赶上。从那时起,这种损失就再无回头之路。
  • 随后,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站稳脚跟。
  • 创新型碳纤维材料主要在德国境外生产。
  • 作为工业大国,汽车产业的成功对德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产业也面临着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战: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全新的移动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颠覆性的营运模式。
  • 目前,全球闻名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被中国与美国独揽,而德国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则被排除在外。这一形势似乎还没有发生改变,而德国需要采取行动。
  • 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德国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商业化领域却明显落后。目前,德国企业与领先企业的差距仍未缩小,并且似乎在日益扩大:任何一家美国大型平台/软件/移动硬件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都是德国企业无法企及的。德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集中企业、科研和政策的力量,消除主要技术的竞争差距,创立自己的数据主权,充分利用新关键技术中的经济潜力。
  • 欧洲有可能无法赶上新生物技术的国际发展,或者如果确实赶上了,也有可能再次掉队。
  • 新的、在全球获得成功的大型公司正在几乎所有的高端创新领域涌现,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其庞大的资金和市场实力超过了德国DAX指数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国DAX指数中包含了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德国在创新领域的这一大趋势中缺席了。在创新领域,成功的德国和欧洲初创公司越来越多地获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资助。这种资助从一定规模开始,然后逐渐将这些公司转变为美国企业,投资的资金越多,转变的过程就越快,而这些公司也就越成功。

目前,通过其他传统强势领域的增长,还可以弥补以上这些领域的损失。例如,德国汽车工业在近几十年来已大大推进了其领先地位。在高端市场,全球约80%销售的汽车来自德国公司。这一进程至少意味着德国的工业的就业人数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总而言之,德国目前的就业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然而,创新与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德国传统强势领域会更加明显。如果长期无法在上述未来技术中取得成功,传统强势领域的长足发展也会面临直接的风险。只有德国把新的未来领域做大做强,核心工业领域的传统强势地位才能得以维持。

一些变化趋势也正显现:

  • 根据研究可以推测,德国的整体就业数量会增加,但是大量的现有工作将受到这次转型的影响。
  • 然而,鉴于许多变化存在颠覆性,也必须考虑这样一种风险,即技术发展与生产力提高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有工作,但同时新的、创新型的、面向未来的工作机会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 因此,如果德国和欧洲未能在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就有可能损失巨大的增值空间。

如果要长期保持德国工业的未来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必须能够及时认清和预测全球发展路线。清楚地了解当前实力可以防止德国错失即将到来的变革。前车之鉴是,日本索尼公司刚刚庆祝完它的音乐CD全球销量最高,达到其巅峰不久之后就没落了,索尼再也没有机会将其袖珍播放器“随身听”的技术发展到iPod的水平。

我们需要对欧盟所有经济体,包括德国的优缺点进行独立、全面、毫无保留的分析。现有研究往往不完整或评估标准不透明。我们必须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才能共同掌握未来。

德国最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已经做出行动,并且都在重新定位。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如下:

  • 在美国,技术发展主要由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通用电气等大型科技集团推动。它们在人工智能、数字化、自主驾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研发总共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奥巴马政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正努力通过“美国优先”政策振兴和保护钢铁、铝、汽车工业和农业等传统工业部门,试图将此前丢失的份额重新转回美国。
  • 日本经济的优势尤其包括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汽车工业。日本软银集团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设立了愿景投资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将在十年内增长到1000亿美元。
  • 在工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在2015年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来加强十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电动汽车、交通与铁路、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2017年,中国宣布寻求在2030年之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2018年7月,国有集团招商局决定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用于投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试图确保销售市场和物流的安全。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最成功的。具有国际地位的公司已经在中国涌现,未来几年,这些公司可能垄断整个工业领域的技术,从而导致国际竞争彻底实效。

由此可见,与德国竞争的重要国家也同步甚至是早已认清了未来挑战,并将其提上政治议程,这对德国与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业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管理当前事务。

快速扩张战略日益明显,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本国的经济而抢占市场并迅速垄断新市场。

封闭与保护主义也逐渐抬头,但它们是否能成功还有待怀疑。

欧盟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这些事态发展。因此欧盟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并发展自己的理念,因为我们的伙伴国家正在政治层面上这样做来为它们的未来开辟道路。

如果德国和欧洲的政策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的根本挑战,最终使这些挑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将孤立无援,陷入极其困难的发展境地。

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性创新

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在持续进行。然而,“突破性创新”的时间间隔更长,对经济的重要领域甚至是所有领域及其增值链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通常,这些创新是“颠覆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前的流程或技术,并用新的技术取而代之。对于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来说,这些突破性创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些创新对于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及其地理位置也具有颠覆性,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扭曲。

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机、铁路、电力开发、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国家才能始终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当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创新就是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平台经济在世界市场层面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平台经济提高了商品的可用性和商品价格的透明度,从而推动商品与服务流的国际化,促进更多的竞争出现。相反,少数公司的垄断则会导致市场萎缩。

如今,大型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正在成为创新的驱动力,改变全世界的附加价值链。

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经济体想要在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就必须适当地参与平台经济的增值。目前为止,德国与欧洲并没有参与其中,给其他领域造成了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一些大型相关领域(如交通、医疗卫生、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的“入场券”还未告罄,但世界上许多公司也正在努力,在这些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说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各种应用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与进一步发展,这代表创新过程正在经历进一步加速。未来关键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动驾驶与医疗诊断。德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但是实际应用方面则明显落后。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因此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该领域的公司,还关乎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机器与互联网的相互连接(工业4.0)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性技术。(生产)机器构成的“真实”世界和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日益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与其它机器及人类进行连接。互联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中应用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标配。在这种机器和互联网的融合中,哪一方将起主导作用还完全不清楚;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

未来更进一步地突破性技术可能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和轻量级建筑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的发展。

改变世界规则的创新速度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创新速度大大加快。二十世纪初,人们已经知道了电视、传真和移动电话的原理,然而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技术发展实现了应用与商业化。

在过去的15年里,创新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尤其是在数字和未来的相关领域。这意味着可能与这些快速的发展掉队。面临这一风险的公司和经济体将会从“规则制定者”转变为“规则遵守者”,为国家及时采取行动提供平台。

当数字革命的主要方面与传统研究、应用相联系时,创新的速度将再次大幅提高。

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加快创新的速度。未来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速度决定是否要加入某一领域的创新竞争,而且与早期创新周期相比,这种决定的可逆性要小得多。

德国国家工业政策的参考点

  • 德国经济中,掌握工业技术的主导能力是维持德国未来生存能力的决定性挑战。德国经济必须能够经受住所有主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
  • 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仅是一个参考点,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同时,这也是判断德国是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将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的占比提高到25%对于德国来说是合适的,也是可能的。但对于欧盟来说,这个任务就要艰难得多,因为很多国家还在全面开展去工业化进程。然而,逆转这一趋势才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欧洲工业的复兴可以为所有欧洲国家提供重要的发展动力。因此,到2030年,整个欧盟的工业占比应增加到20%。
  • 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增值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增值链的所有部分——从基本材料的生产,到制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务、研发,都存在于一个经济地区,那么各个环节将更具抵抗力,增值链也更有可能实现或扩大竞争优势。因此我们需要一套全盘的方法和分析,以确定以前的增值链受破坏与威胁的环节,同时还要达成一致,制定阻止与逆转进一步破坏的适当措施。
  • 我们必须扩大现有的优势,同时在德国优于其他国家的领域要开展赶超进程。经验表明,一旦在工业竞争中“败下阵来”,工业领域就很难重夺其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为争取每一份工业岗位而奋斗。把工业分为“脏乱陈旧”和“清洁新型”的是错误的做法。
  • 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正是德国的特色优势。许多中小企业已经用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应用(隐形冠军群)“征服”了部分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技术专长和竞争力。然而,由于快速的创新进程,尤其是数字化进程,他们特殊的技术能力经常可以在其他领域被发现,这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小企业需要个性化的优惠与扶持。
  • 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规模是关键!

随着综合的全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浮现一个问题,即工业利益相关者是否需要大量资金来成功地参与国际竞争或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大型商用飞机只能由一定规模的公司建造;铁路系统的建设与现代化需要开展众多大型工程,耗费超过300亿美元;全球市场中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也需要庞大的资金。工厂建设、国际金融、银行业以及许多产业都是如此:它们都需要实力雄厚且与中美竞争者处于同一水平的利益相关者。

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才能实现重大项目并在国际竞争中与大型竞争对手较量,但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样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会排除在一个日益重要、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之外。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多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这样规模的新企业,而像AEG或Grundig这样的前世界领导品牌,早已不知踪影。

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推动了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

鉴于当前的全球市场,德国或欧洲的公司合并是有用且有必要的,但由于现行法律过分强调国家和地区市场,这些合并往往都失败了。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以便德国与欧洲的公司还能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各个汽车制造商或德意志银行等现有的领军企业,在已经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并已成为成熟的全球参与者。空中客车在航空工业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但它的诞生甚至也要追溯到50年前。

这些企业的生存与长足的成功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增值,同时也在世界上树立了德国经济与工业的良好形象。

  • 很多公司希望通过接管其他国家的公司来提升自己在特定市场中的地位。德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类接管在未来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因为这符合德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国家对于外国公司接管的禁令在未来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才能使用这一禁令。

如果接管行为的目的是提高技术与创新领导力而不关乎国家安全利益,那么通过合适的投标来阻止这种接管首先应该是德国私营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仅提供鼓励与支持。

只有在极其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充当股份的购买者。但是,总的来说,国家持有的股份可能长期不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建立国家参与机制,并要求政府定期向议会汇报任何参与的程度。新接管的股份原则上必须通过其他各方的私有化来平衡:

  • 国家是否应该使用现有的选择以及使用的程度原则上都必须根据新的经济比例原则来评估与决定。

1. 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小,国家对该经济过程的干预就越少。

2. 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大,国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行动空间就越大。如果出现对经济具有现存重要性的挑战,国家的干预可以延伸至限时接管股份以及给予企业补贴。

3. 原则上,每一项干预都应受到限制。只有当干预对于实现经济目标是必要、恰当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

4. 就电池生产这一对附加值极其重要的问题而言,国家可以组建财团提供援助,这种形式的援助是有用且充分的。

5. 而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如当年空客的建立)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干预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人工智能-空客)

监管政策的原则

  • 德国必须在政治层面不断反思与改进其工业生产的框架条件。

近几十年来,出于环境保护、气候保护、能源转型和社会政策等原因,国家通过干预手段使框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他没有经历此变化的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业成本提高了,竞争地位也因此受损了。

一些更高级别的政治原因会损害竞争,国家对这一损害的补偿并不是补助,而是寻求恢复竞争的可比性。这种做法也必须遵守欧盟法律。

需要这种措施的领域有:

- 电力与能源价格

- 企业税收水平

- 社会保障贡献率(必须永久保持在40%以下)

  • 国家绝不可以干涉独立企业的商业决策。每个公司都必须自己决定采用哪有政策,进行哪种投资。这体现了决策与责任的高度统一。因此,是否要投资新技术应该由各个公司自行决定。只有企业的行为可以走向成功,也可以导致失败时,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成功。
  • 国家也不可以随意干预国内、国际中企业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优化资源配置,使更好的供应方脱颖而出,实现附加值最大化。
  • 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市场原则与比较优势原则(大卫·李嘉图)。遵守与坚持这两项原则也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成功不会损害另一个经济体的利益。如果这另两个原则都可以被认可与实行,那么所有经济体都可以一同发展与壮大。
  • 因此,德国坚持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原则。即使这一原则可能会对本国企业造成不利,德国也希望遵守这一原则,减少乃至消除全球关税,尤其是各个领域工业产品的关税。
  • 德国希望加强和扩大多边主义,因为多边主义是抵御任何形式保护主义的有力保障,也是推动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动力。
  • 自由、开放的市场需要所有市场参与者与竞争者具有可比的框架条件(公平竞争)。由于一些国家不遵守现行的市场规则,这些框架条件不会自动建立。因此,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德国必须集中力量消除现有的不平等与不利因素。
  • 如果在可见的未来无法为全球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德国和欧洲必须采取比以往更积极的行动来抵制其他国家不正当的竞争。否则,成功的企业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并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干预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

1. 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和竞争法。

2. 一些具有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能获得强大的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对于这些领域国家应施行限时补贴。

3. 对倾销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4. 一些领域的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德国应推动这些领域的公司合并。

欧洲维度

鉴于欧洲单一市场的巨大成功,德国的工业政策也必须始终遵循欧洲的工业政策。以下这条原则基本上适用于德国和欧洲:单一市场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附加值的提高会使独单一市场的所有其他成员国受益。

因此,基于最主要的欧盟工业大国的战略,欧盟还需要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增强整个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而许多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必须逐步停止和扭转。只有欧盟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最终成功。

目前,欧盟和欧元区对财务问题进行了过多的讨论与决策,但较少地关注经济政策这一基本问题。目前,讨论经济政策各个方面的几种不同理事会(竞争力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电讯理事会、能源理事会)都过于分散,没有一个集中的理事会,将所有不同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与决策。

欧洲模式的“工业之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除去这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交流,欧盟在未来还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从而减少当前处理单一事项的个别理事会。

进一步举措

工业战略可靠、成功地发展需要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必须共同商定重点领域与措施。这并不会影响国家维护国民繁荣的总体责任。

因此,本草案就是第一步。本草案并未在其内容中声称它是完整的或是需要全面的认可。在未来几周内,它将成为与工业部门、经济部门、工会组织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讨论的主题,同样,德国联邦议院和政府中的各个政党也会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随后,修订后的战略将在联邦政府内部达成一致并由联邦内阁裁定。

同样,一份有具体实施步骤的指导文件也会经历相同的步骤。该文件会包含必要的法律修正案和其他措施。(如竞争法、参与机制)

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随后将迅速致力于制定和采用相应的欧盟工业战略,并倡导其余成员国就各自的工业政策展开深入对话。

如果该战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定期对工业政策的实际发展和联邦政府政策的适当性进行集中评估,且不采用新的、详细的和复杂的监测程序。我建议将2021年作为合适的战略启动时间点。

本报告由工业4.0研究院全文翻译,按照CC开源协议授权,即报告内容可以在署名(工业4.0研究院 翻译)的情况下转载。

本文来源: 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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